隨著中國綜合國力的日益強盛，中國境外投資呈高速發展態勢，投資規模顯著增長。從投資規模上看，2012年，中國對外直接投資達到878億美元，躋身世界三大對外投資國之一，對外直接投資累計凈額（存量）達5319.4億美元；從地域分布來看，截止2012年底，中國對外直接投資企業分布在全球179個國家（地區），覆蓋率達76.8%；從投資行業來看，中國對外直接投資覆蓋了國民經濟所有行業類別，其中存量超過100億美元的行業有：租賃和商務服務業、金融業、采礦業、批發和零售業、制造業、交通運輸業/倉儲和郵政業、建筑業，總量占我國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總額的92.4%。 國有資本境外投資與境內投資可以依靠政府支持或自身壟斷地位相比，境外投資自身面臨著很多特有問題。
  
       一是違規經營情況在境外并不罕見。境外投資起步不久，中國相關管理制度很難與實際需要完全匹配，特別是境內信息渠道的有限和監管的薄弱，也給境外投資滋生了違規經營的肥沃土壤。例如私自進行境外投資、截留境外利潤、境外投資“返投資”等現象都給國家造成了經濟損失。

       二是企業實力有限，產業、金融資本結合度較低。部分企業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決策機制不健全、國際化專業人才匱乏，國際化經營管理水平有待提高，盲目投資、無序發展、惡性競爭等問題是有發生。另外，國內行業企業“走出去”依然面臨外匯頭寸不足、資金實力有限的困境，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相互促進機制尚未形成。

       三是外部形勢極其嚴峻，國際投資環境并不寬松。中外之間文化、利益矛盾增多，全球投資保護主義升溫，部分國家對外資項目的要求和審核日趨嚴格，我企業特別是國有企業對外投資阻力和經營困難加大。

       國際安全形勢復雜，對外投資合作境外安全風險加劇。美國等發達國家為掌控國際貿易投資規則制定主導權，積極推動跨太平洋伙伴關系協議（TPP）、跨大西洋貿易與投資伙伴協議（TTIP）以及國際服務貿易協定（TISA），試圖在競爭政策、貿易便利化、原產地標準、勞工標準、市場開放、環境產品等領域形成最新規則。 同時，國際上針對我國的貿易保護增多、范圍擴大、程度加深，如2013年我國遭受貿易救濟調查89起，涉案金額36億美元，成為美國337調查最大受害國之一。同時，我國對外投資環境日趨復雜，特別是針對國內科技型企業投資并購活動的“中國威脅論”尤為突出。比如，2012年美國總統簽發總統令，以涉嫌威脅美國國家安全為由中止三一集團在俄勒岡州的風電項目，這是美國22年來首次由總統出面來否定的外資并購案。這種狀況在近兩年并沒有改變，我國“走出去”戰略將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對外貿易投資環境不容樂觀。

       通過對投資形式和案例分析，國有資本境外投資合作主要面臨如下幾個風險： 一是所投資東道國政治動蕩的風險。國有資本境外投資集中在亞非拉地區，這些國家經濟發展落后、存在一定的不穩定因素，一旦發生政治動蕩，往往會導致國有資本境外投資的巨大損失。2011年3月爆發的利比亞危機，將中國在利的涉及合同金額188億美元的50個大型項目卷入了面臨巨額損失的風險漩渦。在亞洲，隨著中國金融危機后的良好表現，受地緣政治影響，“中國威脅論”在亞洲越來越有市場，對華政治環境不穩定、不確定性明顯增加。 二是信息預警機制缺失的風險。內部信息渠道和外部部門間信息共享機制尚不健全，存在較為嚴重的信息不對稱情形。

       由于海外不點稀少和人脈關系有限，國內企業很難通過自身渠道在投資決策前充分了解對方信息。例如，中國平安投資富通集團時，富通集團瞞報了垃圾債券的信息，投資完成后，其40億元的虧空才公諸于世，致使2008年中國平安投資富通集團的238億元蒸發95%。另外，企業和政府部門間的互動十分有限，在海外缺乏有效的聯動與配合。 三是國有資本境外投資主體間惡性競爭的風險。一方面，中國境外投資企業存在較大程度的同質化，加強了惡性競爭的風險；另一方便，國家作為最大股東，缺乏對企業境外投資有效的宏觀戰略規劃和有效的監管機制，導致企業間惡性競爭情形不斷，致使成本節節攀升，造成國有資產變相流失。 四是國有資本境外投資融資渠道單一的風險。向國有商業銀行貸款時國有資本境外投資最常見的融資方式，單一的融資渠道不僅加劇了國有資本境外投資對國有銀行的依賴性，也給其融資帶來一定的風險，加重了企業的債務負擔，形成高資產負債率。例如，2002年，中海油以5.85億美元收購了西班牙瑞普索的印尼油漆店權益，為支付巨額收購資金，中海油緊接著發行了10億美元的長期債券，導致企業資產負債率上升至35%，出現流動資產比下賤、現金流狀態吃緊的態勢。 五是國有資本境外投資主體管理方式落后的風險。中國企業在組織結構上不能滿足企業跨國經營的需要，“去行政化”的不徹底和現代企業制度欠缺導致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另外，國際化經營管理戰略性水平不高，國際化人才確實也是管理方式及手段落后的重要原因。